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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城鄉之間的隔絕、斷裂與貧富懸殊分化程度，可能是中外歷史上都極為罕見的。
作者：童大煥
對于發生在山西的黑磚窯奴工事件，孫立平先生認為是“在生存生態惡化背景下的底層淪陷，或底層墮落”。匱乏的資源，狹仄的生存空間，會從根本上扭曲人們的價值觀與是非觀。（《生存生態惡化背景下的底層淪陷》，7月9日《經濟觀察報》）
但是，孫立平先生沒有對底層淪陷的原因給出解釋，而秋風先生則將之歸因于精英在中國鄉村的全面流失。（《使鄉村再文明化》，7月2日《21世紀經濟報道》）秋風先生認為，19世紀后期開始的工業化、城市化，致使精英雙向自由流動機制毀損。由于精英不再回流鄉村，鄉村社會幾乎與外部切斷了知識、道德的聯系，而在自身粗陋的觀念、價值中自我循環。
但精英的流失并不必然導致底層淪陷，同時，工業化、城市化也并不必然導致精英由鄉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比如英美的精英始終都沒有與鄉村隔絕，英國的紳士固不用說，美國的律師、政客、商人也經常在退休之后回到祖先的農場。
因此，中國當代鄉村的精英流失和底層淪陷一定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原因。在我看來，導致中國鄉村社會底層淪陷的最根本原因其實只有兩個：一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對鄉村社會大幅度的攝取，導致鄉村社會全面的貧瘠化；二是鄉村社會被不合理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完全排斥在自由市場體系之外，導致了農民和農業極度空前的細碎化和原子化。農民人均不足一畝耕地，而且還不斷被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城市化的圈地運動、環境污染等吞噬。
這種極度細碎化、原子化的生存狀態，是最無助、最無力、最沒有能力抵抗任何社會和自然風險的生存狀態，其必然導致惡劣生存狀態下的競爭野蠻化，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鄉村政權的家族化，甚至帶有半黑社會性質。可以說，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城鄉之間的隔絕、斷裂與貧富懸殊分化程度，可能是中外歷史上都極為罕見的。即使以市場化為方向和目標的改革開放到今天已近三十年，但農民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土地和房屋，仍然被政策和法律排斥在自由、平等的市場之外！沒有產權做基礎和保障，農民的相關生產和生活，自然也幾乎完全被排斥在現代金融和自由市場融資體系之外！
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的《現代化要對得起為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7月9日《中國經濟時報》）一文，為我們清晰地描繪了一幅當代中國的“城市攝取鄉村圖”：工業化過程中的建設，征用了農村集體所有的8000萬畝左右土地。農民估計貢獻達1．6萬億元。長期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國家為工業發展從農業積累了近1萬億的資金。從價值計算，30年前的2.6萬億元，按5％的收益率，現值為11萬億元之巨。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城市從農村征用了1億多畝耕地，就是保守地按每畝10萬元計算，就高達10多萬億元人民幣，但由于征地補償太低，加上層層扣留，到農民手中的，不到7000億元。同時，通過城鎮職工和農民工勞動力工資差額和沒有強制規定為農民工實行社保，為經濟發展積累的資金，最少也達10萬億元。
簡單相加一下，按現價折算，僅僅以上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土地、工資差和未實行社保等幾項，農民建國后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積累，最保守估計也高達30萬億元！
除了譴責黑包工頭乃至一些基層政府官員的無良，除了對那些以犧牲權利和尊嚴換取生存甚至被奴役的農民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面對國內不斷聳立起的一座座繁華國際大都市以及那些破敗的鄉村，我們除了對鄉村和農民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也應覺得心頭有愧。同時，更應該將這種感恩和愧疚之情，化作制度變革的力量，從根本的制度上反哺鄉村、反哺農民，更應該把農民應得的權利還給他們，讓他們自由、平等地融入現代市場和金融體系。
首先是對土地和農村房屋產權制度的改革進行探索，進一步保障農民的權益。目前廣東佛山、重慶等地已在這方面開始了有益的嘗試。第二是逐步實現城鄉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工資制度，確保農民基本的“國民待遇”。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只有自由交易、自由流動的渠道被打通的社會，才是一個充滿活力、通向平等的社會。否則，逐步走向現代化的中國，將難以坦然面對為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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