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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一：

四秩深耕，守望“強國夢”

——記東華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陳榮耀

鄔鳳婷

“內協外爭”、“創新法則”、“全勝謀略”、“形儒、內道、重法、敬佛”、“規則革命”……這一系列新穎而富有前瞻性的理念，出自于同一位戰略管理專家的創舉。他就是東華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海所研究員陳榮耀，一位深耕經濟學研究四十載的學者。

心系經濟發展的上海知青

與共和國同齡的陳榮耀，雖帶有寧波文化的基因，卻不折不扣生長于上海。1969年初秋，他從市東中學畢業后，和大多數同學一道，匯入了上山下鄉的洪流中。陳榮耀插隊落戶的地方，是江西省余干縣潼湖公社港邊大隊。在這里他待了整整三年。

由于高中成績出挑，陳榮耀到了農村一年后，就進入當地一所公社完中教書。所帶班級的數、理、化三門課，皆由他包攬了，因教學效果顯著，他深受學生家長的歡迎。

插隊落戶的日子是清苦的，但是陳榮耀以書為伴，尤其酷愛經濟學經典著作。他常常在勞動間隙甚至晚上，走門串戶與農民攀談。老表們對這個大城市來的小伙子，也多了幾分待見。

就這樣，在鄱陽湖南岸的農村，陳榮耀邊教書邊種地，接受再教育。而當時整個國家處于傳統經濟的運行狀態，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都成為陳榮耀苦苦思索的重點。如何改變落后狀況，如何走出經濟震蕩的陷阱，是陳榮耀在農村中就思考的問題。

機會隨后而至。1973年，陳榮耀作為工農兵大學生，被推薦到華東師范大學，就讀經濟學專業。

對陳榮耀來說，余干的經歷絕對是一筆財富。“了解中國社會全貌，必須先去農村。油燈下三年的促膝長談，使我強烈感到，中國農村既蘊含有智慧，又迫切需要改變！”回憶起這段經歷，他仍激動不已。

三尺講臺寫春華秋實

陳榮耀畢業后留校，被分配到上海師范大學，開始了從教生涯。

在上師大工作期間，陳榮耀從助教做起，一路摘下講師、副教授、教授職稱，成了學校的教學骨干。他還先后赴美國波士頓大學、圣約瑟夫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于1994年出任上師大法商學院副院長。

由于在經濟管理方面的突出造詣，1997年陳榮耀作為引進人才，來到東華大學。這是滬上最早設立管理類本科專業的高校之一。他到校后被委以重任，擔任旭日工商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時任院長為著名經濟學家厲無畏。陳榮耀秉承“管理的本質是整合優質資源”理念，短短三年時間里，依靠全體教職員工，為該院拿到了2個博士點、6個碩士點，在第二批全國MBA院校評估中位列榜眼，并一舉改變東華大學管理學科沒有博士點的狀況。優質管理理念和管理實踐的結合，催生出了豐碩的成果。

“春玩其華，秋登其實”。2014年7月6日，“陳榮耀教授從教4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范大學會議中心開幕。近百名陳榮耀的弟子，作為來自本科、碩士生、博士生時期的學生代表，共同參加了主題為“春玩其華秋登實，潤物無聲桃李芳”的研討會。這無疑就是陳榮耀教授四秩春秋，醉心于三尺講臺的真實寫照。

“規則革命”理論第一人

在學術研討會上，陳榮耀再次登上講臺，作主旨演講。他以一貫的遠見務實，講解“規則革命與中國經濟”，再一次將與會者的視線，引向了中國經濟戰略轉型這一主題上。“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傳授給學生，是我作為一名教授的使命。”

當天，《規則革命——中國經濟現代化路徑探索》新書同時首發。這部陳榮耀近年來的扛鼎之作，是其用頓悟邏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首次嘗試，該書系統闡釋了規則革命的理念、邏輯、方法和路徑。陳榮耀指出，幾乎所有人都只關注交換的實體基礎，忘記了交換的規則基礎，這既是當前中國經濟底線缺失、道德缺失的原因，也是整個世界中等低收入陷阱產生的根源。

規則革命，是陳榮耀在國內率先提出的一個全新觀點。他認為近現代中國政治革命奠定了中國經濟運行的邏輯前提，經濟革命實現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規則革命將建立起中國經濟運行的規則邏輯和運行機制，實現高度生產力和高度道德力的統一。基于此，他果斷預測：“從2020年到2042年的規則革命，將決定中國經濟的未來！”

主旨演講中，陳榮耀引用撒切爾夫人的一句話“中國是一個無需重視的國家，它只生產洗衣機和冰箱，不生產思想”，拋出了一個讓與會者深思的話題：中國經濟的出路在哪里。隨后他抽絲剝繭，從經濟現代化的本質是文化創新的命題出發，厘清了中國文化內在特征：一是頓悟，二是中國智慧，三是公理系統的缺失，由此得出了規則革命是中國經濟文明現代化的邏輯前提的論斷。

陳榮耀舉例說，功夫是中國的，熊貓是中國的，但電影《功夫熊貓》卻是美國人的創意，在中國還賺得盆滿缽滿。他認為，中國傳統的頓悟式思維，缺乏規則意識，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中國人常說‘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結論本身沒錯，但忽略了時間成本。”

說到這里，陳榮耀隨之調侃：“時下大家都很忙，時間是最寶貴的資源，今天的演講我給自己四十分鐘，請主持人監督我。”

“當今許多人遇到問題，首要反應是選擇逃避，比如子女教育，脫口而出的是‘送出國’。”陳榮耀說，不改變這一思維，中國就無出路。他給出的路徑是“正確理論+頓悟+公理系統==經濟現代化”。

為經濟戰略升級“號脈”

陳榮耀從教四十年，學術頗有建樹：著作17部，其中專著11部，約300多萬字；教材等6部，約180多萬字；論文百余篇……

在學術研究中，陳榮耀將精力集中放在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戰略研究上，特別是對東方戰略提出了完整的理論系統，經常為企業發展“把脈開方”。旭日工商管理學院有一個“企業戰略研究所”，以陳榮耀為領銜，團隊由其博士生、碩士生和企業家學生組成，上海龍頭集團、香港旭日集團等知名企業都是其研究對象。

在2007年中國企業文化國際論壇上，陳榮耀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企業大多是“手腳”企業，“頭腦”企業很少，面臨著產業低度化、產業同構化和市場無序化的陷阱，已到戰略轉型關鍵時刻。他專門為中國企業家寫了三部書：《企業家論綱》、《企業倫理》、《規則革命》，從企業的慧、德、則三個層面提升企業檔次，受到歡迎。

七年后的今天，一家家企業的興衰軌跡，印證了陳榮耀當時論斷的準確性。

陳榮耀還率團隊為區域經濟發展指點迷津。他提出了中部崛起的“阜陽模式”，一針見血地告誡阜陽“避免路徑依賴的陷阱”；對于新疆發展，他提出了走一條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同步發展的創新型發展道路。南通、安吉等地的發展規劃，也都烙印了陳榮耀的前瞻思維。

陳榮耀十分自豪地表示，自己所帶博士生的所有研究課題，都圍繞“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問題展開。他指導學生撰寫的產業升級理論專著，被蘇州市指定為當地產業升級的必讀書；由其學生提出的品牌導向產業鏈治理模式的理論，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評價；國際并購風險預測機制理論，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他的博士生團隊3人晉升為教授，3人在讀博士后，多人擔任院長和系管理干部。

早在1994年，陳榮耀就推出專著《強國夢——儒家文化與現代商品文明》，從文化學的角度探究中國經濟現代化問題，此書再版后仍廣受歡迎。

“二十年前我提出的強國夢，從經濟學角度闡釋中國發展前景，權作拋磚引玉；今天習總書記倡導的中國夢，為我們展開了全面現代化的大美畫卷。未來二十年，讓我們與規則革命同行，建立高度生產力和高度道德力的社會！”對于中國的未來，溫文爾雅的陳榮耀充滿了信心。

媒體報道二：

危機面前的思考——訪華東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陳榮耀教授

陳榮耀，東華大學旭日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華商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又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海所研究員，通和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美國波士頓大學、圣，約瑟夫大學訪問學者。

近日，記者走訪了這位以研究企業發展戰略、區域發展戰略與中國產業升級為主攻方向的學者，與其就目前經濟危機與經濟理論創新話題進行了探討。

記者：全球性經濟危機還沒最終結束，然而中國經濟卻于2009年出現復蘇征兆。2009年是中國經濟戰略創新的一年，不論是區域經濟創新，產業戰略創新，還是城市戰略創新，國有企業改革創新等等，都會促進中國經濟逐步走上新的發展軌道。這些創新帶來的直接效果則是經濟理論創新，因為戰略創新要求理論的提煉，會涉及理論創新。陳教授，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陳榮耀:中國將進入經濟理論、管理理論的創新時期，關鍵在于不要浪費了這次危機提供的機遇。

因為危機還可以使人們對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反思和更新，從而使它更符合經濟運行規律；危機可以使人們去思考如何應對危機，從而預防未來危機的發生；危機還可以使人們去驗證現有的一整套經濟理論與管理理論的科學性，從而使人們去改變這些理論、創新這些理論；危機還可以幫助一個國家建立創新體系，完成經濟模式的轉型，實現整個產業鏈的升級。

而這次危機，對中國人的“價值審視”似乎提供了更為重要的方向。

危機終于幫助中國人從戰后70年的全程視角來考察美國經濟，了解了它的成功，同時也看到了它的虛弱，由此對美國經濟有了一個真實的認識。誰在裸泳，只有當水退盡以后才能發現。中國人用太長的時間看重美國的經濟強勢，而且習慣于用美國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但實際上中國人并沒有看透它，美國的經濟不僅虛擬，而且十分虛弱，從2005年開始美國人就沒有一分錢儲蓄是自己的，它依靠的僅僅是美元世界霸權和軍事外交霸權。

危機終于使中國人清醒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理論，中國從產業鏈低端走出來的理論，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不能提供的，因為西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沒有專門研究中國產業升級的理論，他們只是想把中國鎖定在低端，從而肆意掠取中國加工中心創造利潤的絕大部分（80%---90%）；沒有中國經濟轉型的理論，他們只是希望永遠把中國及其外貿綁定在美國的國債上面。而有些人熱衷的所謂“中美國模式”，講到底是美國用紙幣來換取中國實體資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用自己印刷的紙幣來中國投資賺錢，中國制造產品出口換取美元，而后用這個美元去買美國的國債，美國再用這個錢到中國投資。

記者：“不要浪費了這次危機”，這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經濟幕僚拉姆·伊曼紐爾說的話，那么，您認為危機對我們的價值在哪兒？

陳榮耀：最有價值的是，危機終于讓中國人看清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金融危機一下子提升了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可以這樣說，當今世界，如果沒有中國參與，任何重大國際經濟問題都無法解決。由于虛擬經濟破產，中國大量的實體資產變成了稀缺資本，從而大大提升了其在世界經濟、政治生活方面的話語權。而人們注意到，中國強勢僅僅表現為啟動處級資源的強勢，還不是啟動知識資源、技術資源、信息資源的強勢。如果中國真的完成了經濟模式的轉型，真的從工業化初級階段進入工業化中級階段，真的啟動了技術因素、知識因素、智力資源，那么，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怎么樣？這個未來又會變得怎么樣？由此可見，中國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完成產業升級，擺脫低級化陷阱，理順經濟結構，啟動創新型體系的運作，那么，中國的強大只是個時間問題。

正由于如此，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一種極度的不對稱狀態；強勢國家與弱勢企業的矛盾，巨額美國債券儲備與中國技術稀缺的矛盾，投資過大與消費不足的矛盾，倫理型國家與道德缺失的矛盾，經濟轉型與經濟理論缺乏的矛盾。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中國尚處于工業化處級階段的特點所決定的，都是由中國經濟長期處于低度化陷阱這個矛盾所決定的。因此，中國的經濟理論、管理理論的研究正是在這些方面講大有作為。

記者：在理論創新方面，我們的學者有哪些見解？

陳榮耀：實際上吳敬璉對這個問題已經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在《中國增長模式》——一書中，以“臺灣從奇跡到危機的經歷”為題，專門分析了以低匯率政策為基礎的出口導向政策造成的惡果，并由此提出了另外一種增長模式。這種模式用臺灣學者孫震的話就是，假定臺灣當局宣布自由化政策后能夠認真實施，即容許新臺幣得以順應貿易情勢的發展自然升值，則整個臺幣的升值預期就不會出現，國際資金就不會大量涌入，貨幣供給就不會大量增加。這樣，資產膨脹就不會發生，即時，產業界可以從容調整經濟結構以適應匯率的變動，而人民可以安享經濟成長與臺幣升值帶來的經濟福利的增加，政府也可以垂拱而治，不必手忙腳亂。在此基礎上，吳先生指出，中國不能由于擔心本幣升值拖累出口的和經濟增長，而對調整出口導向政策和進行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猶豫不決。“要適時放開匯率這一開放經濟條件下最主要的價格參數，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調整出口導向政策。”這里的關鍵在于建立調控模型，而不是簡單的理論推導。實際上只要建立由于匯率變動對n個經濟指標的變動值域，建立相關圖示，再分析它們相互之間的對應關系，問題就會變得清楚。但是，由于我們缺乏對之進行的量化研究、微調研究，致使中國本來應該在五年以前就應該完成經濟模式轉型而未能完成，這導致了中國產業升級的困境，而由經濟危機帶來的這種變革機遇正在失去。

當然，經濟模式的轉型不會那么簡單，它是一個系統工程，管理科學與工程應當為整個模式轉型提供多種系統的運作程序、框架與模型，從而有效地指導中國經濟模式的轉。如果中國不能利用這次危機來完成經濟模式的轉型，就是一次最大的浪費。

記者：對此您的見解如何？

陳榮耀：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下，產業升級實際上就是產業鏈升級的問題，是如何從加工中心到設計中心，到研發中心，到創新中心，再到決策中心的問題。這里的關鍵問題是，為什么中國資本只能居于整個產業鏈的低端，而強勢資本卻能占據產業鏈的中端和高端，從而成為整個產業鏈的治理者？為什么？根源在于資本質量，在于資本的素質與檔次的差別。

產業鏈的本質是價值鏈、功能鏈、知識鏈、文化鏈和技術鏈。也就說只有技術含量高、知識含量高、功能強，價值含量高的資本才能進入產業鏈上端，否則只能居于產業鏈的低端。在此，人們發現同樣是資本，由于其內在知識含量、技術含量的不同，它就只能基于產業鏈的不同位置。于此，就出現了這有一個全新的命題和概念，即資本的貧困與資本的富裕問題。那些知識含量高、價值高的資本為富裕的資本，它們占據產業鏈的上端，相反則為貧困的資本。當然，資本的貧困還有更多的表現形式：如找不到投資方向的資本，沒有目標和預期的資本，缺乏知識儲存量的資本，擺脫不了實體運作的資本，缺乏思維理性的資本，不懂經濟規律的資本，以及貪婪腐敗權力控制的資本等，都是貧困資本，沒有前途的資本。

中國人今天有錢了，有錢也確實改變了中國人的地位。可是卻陷入了第二種貧困，即有錢的貧困，也即資本的貧困。正是因為“資本的貧困”，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當前中國什么都不缺，資本、技術、市場、人才、資源都不缺，卻創造不出一流企業去同世界前十強、前二十強企業競爭，原因就在于中國資本質量的短缺。“資本的貧困”觀點也能解釋為什么中國會長期滯留于產業鏈低端而無法上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總是滯留于資源依托型發展階段而不能上升，中國工業化道路只是出于出口導向I期而無法進入進口替代II期，中國外貿企業一到危機期就十分不行，甚至難以回到內貿上來等等問題。

所有的原因就在于中國資本質量的低下，在于中國資本內在的缺乏必要的知識含量、技術含量、文化含量和價值含量。由此可見，中國經濟模式轉型，中國完成工業化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過渡，中國建立創新型國家，都在于提升中國資本的質量。這個問題企業是難以解決的，他們是實踐性的探索家，而建立知識要素增加企業功能提升兩者的對應關系，則是學者的使命。

知識加載的問題不解決，資本貧困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的產業升級就是一句空話。實際上企業的命題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企業是什么？企業是市場交易費用節約的產物，企業是科學技術產業化的結晶，企業是制度創新的產物，企業是人類文化精華的積累，企業絕對不是簡單的贏利工具。而貨幣資本與知識資本結構的產物，才是企業的本質特征。因而資本運作的學習效應，正是管理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問題是如何把它變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創造性地解決中國資本質量上升的問題。戰爭時期，共產黨就是創造了一種模式，把中國農民變成戰士，最后打敗了日本軍隊和國民黨。這里，也應該有一種模式，提升中國企業的質量與檔次。這正是理論工作者的光榮使命。

在這些方面，中國企業家實際上已經創造了許多成功案例，如從OEM到ODM到OBM的轉變，利用國際資源走向國際市場，從貿易公司到品牌商的蛻變等等。但是他們都處于實踐摸索的過程，沒有人幫他們去總結、提煉、升華到一種理論、一種模式，因此，這里邊就有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中國管理學家與中國企業創新實踐結合的問題，幫助他們總結經驗、建立模型、提升理論。實際上，西方的管理理論就是這樣提煉出來的，由于是成功經驗的理論歸納，就成了東方人的學習模板。

媒體報道三：

中部崛起的阜陽模式——訪東華大學博導陳榮耀

東華大學(原中國紡織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榮耀先生應邀參加在安徽阜陽舉辦的“中部崛起論壇”，陳教授就中國中部崛起提出“阜陽模式”。

阜陽的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全球加工中心轉移到了中國，長三角在數量型擴張范疇內取得成功。它的運作軌跡和成功經驗可以為中部地區(包括阜陽)借鑒，而它的發展困惑正是阜陽下一步發展所必須避免的。

地利：20年為一個中周期。當今中國，東部經濟已經崛起，西部經濟已經啟動。而事實表明，沒有中部經濟的崛起，西部的振興是難以可行的。

阜陽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源遠流長的文化積累，豐富的地下資源和物產，以及人民迫切要求振興經濟的愿望，等等。這一切，實際上造就了阜陽必定崛起的充要條件。

人和：阜陽經過了整頓調整，一個新興有作為的政府集團已經形成，它是地方經濟崛起的前提條件。發展雖然遲了一些，但對于那些由于缺乏整體規劃而盲目發展的區域而言，阜陽還是保留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為好。因為它的資源沒有被浪費，它的環境沒有遭到破壞，路徑依賴的危害還沒有出現，傳統勢力的弊端尚未侵入到新興產業領域和投資項目。

由此可見，阜陽開發“后發效應”的成功關鍵在于，不走低度化道路、不走同構化道路、不走污染化道路，而走一條創新型發展道路，一條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同步發展的道路。

避免路徑依賴的陷阱

所謂的路徑依賴，就是重復人家已經走過的道路。也就是走25年前珠三角的道路，走15年前長三角的道路。他們目前的困惑，一個是國際化的問題，一個是低度化化的問題。引進資本容易，引進創新理念難；引進項目容易，引進創新機制難；發展資源產業容易，發展技術加工型產業難；發展傳統產業容易，發展創新型產業難，發展智力型產業難，發展腦力產業難。阜陽有可能成為東部地區，即長三角、珠三角和渤海灣地區低度產業的轉移區。

當垃圾產業集中在阜陽時，阜陽將要重新啟動第二輪創新和革命的使命。50年代日本高污染區后來全部轉移到東南亞；改革初期，鄉鎮企業的盲目發展導致整個環境的污染嚴重。高能耗產業的發展，導致中國整體資源的緊縮和不可持續發展，昆山早期引進一些低技術含量的產業，目前已經面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臺灣也把一些污染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造成各種矛盾。

陳教授認為，路徑依賴不是中部地區可走的招商引資之路。

三種不同的前景

陳教授把不同的前景分為差、中、優。

差：最差的結果是阜陽成為長三角低度產業的轉移盆地。經濟雖然得到啟動，然而環境的污染使阜陽人民深受其害，甚至會使阜陽人民喝不上一口干凈的水，吸不上一口清凈的空氣。沒有可持續發展，人民將繼續貧困，十年后又面臨一個重新開發的局面。

中：不太理想的結果是滿足了阜陽經濟發展的需求，大量資源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崛起，使其在中部地區創造了名聲。在中部地區，阜陽取得了長三角紹興的位置，也成為中部區域商貿集散中心。但在國際資本的眼里，阜陽僅僅是中國中部地區成本最低的地方。

優：一個全新的城市開始崛起。產業并舉與創新效應，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產業并舉，價值創新開始起作用，產品不僅進入東部和西部，而且在國際上打開市場。教育產業的崛起，形成教育產業鏈。教育的國際化，信息化和產業化目標逐步得到實現，由此培養的大量科技人才和熟練勞動力，適應中國中部經濟崛起的人才需求。交通樞紐形成匯聚效應，形成熟練勞動力的匯聚，技術人才的匯聚，信息資源的匯聚，資本的匯聚，技術的匯聚。物流中心開始發揮作用，輻射四周，形成中部地區的示范效應。創新機制的形成，使阜陽的資源產業得到更有效的開發。人力資本依托型的發展模式開始形成。

原本應是長三角追逐的目標，在阜陽地區也開始露出苗子。何去何從？靠的就是全新的價值、理念和創意；意識流、思維流和決策流。(潘書培、陸宏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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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耀 男，1949年8月出生，浙江省寧波市人。東華大學(原中國紡織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鳳華(海外)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特邀高級顧問，上海通和企業咨詢公司高級顧問。

長期從事管理學、經濟學的研究與教育工作。獨立完成著作九部，共計270萬字，其中《強國夢--儒家文化與現代商品文明》獲省市級優秀著作二等獎，《企業倫理》獲上海市優秀教材二等獎，專門為企業家撰寫的專著《企業家論綱--意識流、思維流的構筑與創新》受到廣大企業家和MBA學員，DBA(國際工商管理博士)學員歡迎。完成論文80余篇，多篇獲獎，其中《中國經濟生活病灶及其文化成因》獲全國中青年優秀論文獎，《我國交通運輸業發展戰略初探》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所從事課題研究主要是企業發展戰略、企業危機管理、企業診斷、以及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等。完成委托課題十多項，受到用戶單位歡迎。由其主持完成的香港旭日集團發展戰略研究，上海龍頭集團發展戰略研究，浙江省上虞市紡織產業升級及其戰略規劃研究，上海寶山城市工業園區產業定位與發展戰略研究等，都受到用戶單位的歡迎，并被作為戰略改進與實施的依據。

所帶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產業發展戰略與企業發展戰略。曾任上海師范大學法商學院副院長，東華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海所研究員，上海世界經濟學會理事，上海西方經濟學會理事，中美比較管理研究所所長。

來源：新華網　2006年06月19日